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作者:现代文学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正文

朱德发:你想了解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是根据你的提纲来谈,还是另找几个问题来谈?颜水生:朱老师,您好,特别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访谈您的内容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首先,我很想知道您的学术发展道路,您最早是怎么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我觉得您的成长历程和学术经验对我这些80后的人具有重要启示和帮助。其次,近年来,文学史研究领域兴起了以“历史化”为主的思潮,而这种研究方法、思想观点与您大不相同;作为老一辈的学者,你们在1980年代建构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都遭遇了挑战,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提纲的内容比较多,您可以随便挑几个问题详细谈谈,您也可以脱离提纲,谈谈您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其它方面的思考。朱:可以根据提纲来谈吧,你提的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思考的。最初的时候,我对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有很多伟大作家,有很多优秀作品,我被它们吸引住了。我真正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那时现代文学史是我承担的一种任务。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课堂里讲授现代文学史;后来,我参加了田仲济和孙昌熙两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这部文学史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它出版于1979年,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就进行了编写工作。接到任务以后,我就得踏踏实实地去完成,我承担写作的是五四文学部分,当时已有的文学史著作都认为五四文学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我在阅读一些作品和史料以后,逐渐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怀疑。五四文学发生的时候,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党,没有政党怎么领导文学的发展?既然领导了五四文学,那么就得落实到具体作家,是领导了鲁迅、周作人?创造社作家?还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渐渐地觉得已有的文学史观点对于五四文学的阐释脱离了史实,那个时候的思想算是比较解放了,我开始想不以阶级论来阐释五四文学史。我把自己的看法与田仲济和孙昌熙两先生进行了交流,他们两人胆子比较小,没有认同我这样的观点,只是同意我按自己的观点进行研究,不过田仲济先生在后记中特意提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因素。我那时认为自己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是从使命出发,不是出自于一时的兴趣;既然发现了问题,我就必须坚持到底探索历史的真相;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催促我不断地查阅一些材料,从小说到诗歌,从鲁迅到周作人,去寻找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哪些具有资本主义因素,我发现阶级论文学史观对五四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我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著作《五四文学初探》,就是专门探讨五四文学的,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民主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学观的思想性质等。在研究过程中,我试图从原始材料出发,尽力从一些脱离史实的、僵化的观点中挣脱出来,尽量避免受到既定观念的影响和束缚。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时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是经受得了历史的考验,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从史实出发的,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在1980年代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许志英先生因为主张五四文学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领导的而受到了批判,在批判运动中,我的一些观点也被揪了出来,被批判为许志英先生的同伙,甚至还限制我们进行现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段时间,我暂时停止了五四文学史研究,潜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后来主编并出版了一本《中国山水诗论稿》,算是聊以自娱吧。虽然如此,我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五四文学史的研究;过了不长的限制期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我又重新清醒过来,振作起来,我又开始研究五四文学的原始史料,并在1986年出版了《中国五四文学史》。我是以五四文学研究起步的,我在这个方面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到1995年我还出版了《五四文学新论》。这十多年来,我之所以一直潜心于五四文学研究,那是因为我发现以往的五四文学研究的确存在问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去探究五四文学运动的真实面目。在研究五四文学的过程中,我还主编了几部现代文学史,但无论是研究五四文学史,还是研究现代文学史,我都不会套用现成的公式,不会盲从流行的概念,我相信文学史的真相只存在于原始史料中,绝不存在于公式或者概念中。你还有什么问题?颜:朱老师,您刚才提到的从事文学史研究不是从兴趣出发,而是从使命出发的,使我深受启发。您谈到的五四文学研究,据我所知,1980年代有一批人在研究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在当时占有重要的位置,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人的研究各有特点,您的五四文学研究也是独具特征。刚才您提到以往的五四文学研究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您是从使命出发来解决问题的,对此,我想提出一个方法性的问题,您是如何发现问题的?朱:在最初接触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是认同阶级论对文学史的阐释的,觉得阶级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运动的解释是有指导意义的,我当时并没有觉得阶级论有什么问题。后来,我在看到关于鲁迅的评价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阶级论对文学史的解释是有困难的,比如“三大家”啊,比如空前的民族英雄啊,这些评价明显拔高了鲁迅的历史地位,“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称号比较好理解,但是“革命家”的称号就难以理解了,既然是“革命家”,那么鲁迅是什么革命家呢?是思想革命家,还是政治革命家呢?以茅盾的话来说,鲁迅是政治革命家,既然是政治革命家,那么鲁迅就应该有革命的思想,有革命的行动啊,可鲁迅的行动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东西啊,我当时都不好理解。我当时是做史料的,然而从史料中得到的观点与长期盛行的观点很难挂起钩来,我就感到不理解,正是这种不理解的心理促使我深入到文学史的研究中去。你还有什么问题?颜:在文学史研究中,文学史观有着关键性作用,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和突破。记得您在2002年撰文提出了“现代国家文学史观”,近年来您又多次撰文对这种文学史观进行了体系化。我觉得这种文学史观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为文学史研究打开了新的窗户。我想知道“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与您以前在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秉承的文学史观是什么关系?朱: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我的文学史观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认同阶级论文学史观的,人是有阶级性的,文学也是有阶级性的,文学史也是阶级斗争史,这个观点恰恰是书写政治型文学史的核心思想。后来,我在参加了文学史的书写以后,特别是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又形成了“人的文学”史观,我的这个“人的文学”史观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它们都重视个人主义,强调以个性为主,这些都是五四文学的个人本位主义的理论基础。然而,人除了个人主义和个性意识以外,还有群体主义和集体意识,只有把这两种意识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完整的人,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作为人来说,人毕竟是独立的,是有个性的,但这还不够,人必须把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完整的人。我把以这种对人的理解为基础的文学称之为“人的文学”,在1980年代的时候又被广泛称之为人道主义文学。我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观是有想法的,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倡导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创作,这对五四时期的人的解放潮流是有促进作用的。然而,周作人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是“非人的文学”,我是不同意的,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人的文学”,只是它没有明确提出或者强调个人和个性。你能说《西游记》是非人的文学吗?比如孙悟空,它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它是一只猴子,但也表现了很多的人性,它是个性主义的化身,它的个性特别强,它的反叛精神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以人为本位的,只是人本与民本和群本思想结合在一起,在理论上没有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精神而已。五四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的文学”,是因为它自觉地创造了以人为本的文学,它在理论上提出了个人主义和个性精神,但是五四文学也并非完全是写个人的,它也有写个人与集体的结合。在五四文学中,有表现农民的,有表现工人的,有表现知识分子的,这些几乎都表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合。判断文学是不是“人的文学”,主要是看作家是否尊重个体意识,是否从个体意识出发,是否批判压抑个体意识的封建教条;人的自觉引发了文的自觉,白话体小说和自由体诗歌促进了文的解放,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结合使五四文学成为“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又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文学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的文学”形成的,在1980年代初我就基本形成了这种看法;但是现代文学也存在非人的文学,比如法西斯文学,比如文革文学中也有一些非人的文学。我的人本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提出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主要为了建构学科范畴,把现代中国文学都囊括进来。以前,现代文学主要指的是新文学,并不是指现代中国的全部文学,而是与旧文学相对的;但是在现代中国,旧文学仍然存在,还有与新文学相对的传统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文学,不能把它们排挤在外,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它们的合法地位,任何忽略这些与新文学相对的文学形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是不完整的。我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想如何把它们都纳入到文学史的书写中,经过长期的思考以后,觉得只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才有可能把它们纳入进来,才有可能建构它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的合法性。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作为思想基石的,自晚清以来,救国一直是中国人的核心追求,有科学救国啊,有文化救国啊,有武装斗争救国啊,救国啊,救什么国呢?它不是救旧中国。救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破坏旧中国,但是单单是破坏旧中国,还是不行的啊,因此救国另一方面的涵义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从晚清就已经开始了,洋务派就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维新派又提倡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也是一种现代性政治,五四运动提倡民主,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共产党成立以后,又提倡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建国之初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后来又主张学习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是一种专制政体,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矛盾斗争,文化大革命就走上了全面的专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又否定专制,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漫长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实践、运作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形态的文学,我觉得这些各种形态的文学都是现代国家的文学,现代国家文学不仅包括新文学、革命文学,也包括种种其它形态的文学。我提出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目的是建构一种大的学科范畴,在这种学科范畴里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要有一个核心的文学史理念,我仍然坚持这个核心的文学史观是“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就应该体现现代国家文学史的本质特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是决定现代中国文学性质的重要因素,是决定现代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重要价值尺度。现代国家文学史并非具体的文学史观,而是宏观的,它是作为学科的支撑,作为学科的框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既有现代性的文学,也有非现代性的文学,这些都属于现代国家文学史的范围内,现代国家文学也有法西斯文学,它是非人的文学,这是一种失去人的本质的文学,因此现代国家文学必须以“人的文学”作为核心价值评判标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强调启蒙文学,但是20世纪中国也有多种其它形态的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忽略了其它形态的文学,因此它书写的是不完整的文学史;“二十世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强调的是一百年,那么一百年前怎么看待,一百年后怎么认识?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一个宏大的文学史视野,它旨在建构一个学科,在这个学科里,有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文学史观,有核心的文学史观,这个核心的文学史观就是“人的文学”。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上可封顶,下不封底,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降的文学都是现代国家文学。颜:朱老师,您提到“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作为思想基石,对此我有一些疑惑。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作为一种制度观念,无论是晚清,还是现在,人们对它的理解都不一致。可以肯定地说,在晚清时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现代民族国家是什么,只有少数的精英在为此呼号,这也是维新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当然这是在制度上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观念上思考,这也是有疑惑的,从晚清到民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更多地只存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然而文学并非只是精英的。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学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如何考虑文学发展的世界性因素?朱: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民主、理性、法制的国家观念,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先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引入到中国,你去看看这篇文章,他讲得很清楚。越是现代民族国家越没有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它强调人权、自由与理性,与传统国家观念具有重大区别。世界文学这个观念早就被提出来了,从歌德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提到了世界文学,但这以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是不是都在自觉地创作世界文学?恐怕各个国家的步骤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步伐是不一致的。记得有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有一部小说获奖了,授奖词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该小说已经超出了民族性,获得了人类性和世界性,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以前的文学缺乏自觉性,但不缺乏人类性,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小说中都表现了人类共同的东西,获得了世界各民族的认同。到了后来,你看看莫言的小说,他是自觉地追求人类性和世界性的。人类性和世界性是文学的普适价值观,它们不是矛盾的,人类性是复杂的,比如真中有假,善中有恶,等等;世界性是人类的同一性,是人类共同的艺术追求;在人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人类性和世界性是统一的。鲁迅当年提出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人们长期把鲁迅的观点简化了,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实际上鲁迅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你去查一下看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有片面性,越是民族的并不一定都是世界的,并不一定具有人类性,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回去后查查鲁迅的原话,这种简化后的观点失去了辩证性。颜:好的,我回去后就去查查。朱老师,据我了解,价值评估体系在您的文学史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所谓“一个原则,三个亮点”无论是对文学史研究,还是对当下的文学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在处于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普适的、超越的价值观显得尤其重要。然而我发现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一部分学者借鉴韦伯的理论,主张在文学史研究中不作价值判断,这种趋向在文学史研究中已经相当普遍了。后现代主义者更是极为反对永恒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有学者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解构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您是否担心您的价值评估体系被解构?朱:学术研究就应该各抒已见、百家争鸣,有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是好的事情,我不担心自己的观点被解构。文学史研究就应该有价值判断,在现代中国文学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产生了难以计数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有高低不同,它们在文学史的意义和作用也有不同,文学史家应该对他们作出价值判断。有些文学史著作宣称不作价值判断,然而他选择的作家作品,他安排的篇幅的多少,等等,这些东西恰恰表现了文学史家的价值判断;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家,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如何安排篇幅,如何斟酌语言,这些都隐含了文学史家所秉承的价值标准。没有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发现文学的价值所在,也分不清各种文学形态的价值差异所在。比如莫言的作品哪部重要,哪部不重要,这种比较就肯定存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问题。纯客观的文学史书写是不存在的,无价值判断也是不存在的,骗人的。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有很多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书写中得到了叙述,但是也有不少作家作品尚未被发掘,甚至有的作家作品遭到歪曲,遭到贬抑,比如《大上海的毁灭》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的故事,但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中一直没有得到公正评价;这是因为文学史家在书写过程中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因此我一直想建构一种人们大致认可的评价体系,尽量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让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你还有什么问题?颜:“现代中国文学史”在理论上具有巨大的兼容性,比如旧体文学与新体文学,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等,在书写实践中对治史者无疑是一种挑战,它需要治史者具有更高的能力素质和知识积累。您觉得“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据我所知,您现在正组织编写《现代中国文学通鉴》,是否与此有关?朱:我前不久为正在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写了一个导论,你回去后仔细看看。现代中国文学史对文学史书写者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它要求书写者都应了解不同形态文学的特征,打通各种文学的关系,形成一个文学史整体。它要求书写者有一种文学史的通识,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也就是各种文学都充满爱,也就是说各种文学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文学史书写者应该找出现代中国各种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了解不同形态文学的差异性。文学作品中的爱憎感情是丰富多样的,有男女之爱,有亲子之爱,有手足之情,等等,这些感情都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章回体小说、张恨水的通俗小说与五四小说都有相通的地方,旧体诗词和自由体诗也有连通性。这些各种文学形式之间的连通性就是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线索。现代中国文学史就似一张大网,各种文学形态分布在各个网点上,各网点之间又都是连通的,文学形态的分布形式就是网络结构。你还有什么问题?颜:朱老师,您在《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中提出要建立“文学史学”,我对此深有同感。记得杨义先生曾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要创建文学史理论体系,但是据我狭窄、粗浅的阅读,虽然这方面的著作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是难以令人满意,我觉得多数著作还不足以称之为“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学”或“文学史哲学”。我认为建构“文学史学”必须要有体系的支撑,要有理论的创新,而不能停留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理论的研究。我想请您就建构“文学史学”,具体谈谈您的想法。朱: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关键是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学史学是我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文学史学的知识和思维是文学史研究者或者书写者必备的素质,文学史学的修养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前提。文学史学是一种理论形态,它是建立在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总结、提高和升华,反过来它又指导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本体,而是已有的文学史的著作,也就是对文学史著作本身的研究,因此可以称为“研究的研究”或者“思维的思维”,它又可以称为“文学史哲学”。文学史的书写主体也是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它包括文学史书写主体的思维规律,比如书写主体以什么方式来思考;文学史书写主体的叙述话语,是形象话语还是理论话语,等等。文学史学其实就是一门关于文学史的写作学和建构学,即怎样写文学史,怎样写好文学史。文学史学必须建构在文学史书写的实践基础上,从1949年以来的体制内文学史写作的六十年历史,从五四以来的九十年历史,各种文学史版本都是文学史学的理论和实践资源。文学史学的建构需要综合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规律、方法、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文学史学的建构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精神,它应该对以有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理论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和标准依据进行批判性反思。比如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史学就应该从理论上概括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学科范畴、文学史观、价值标准,等等,评判已有文学史著作的意义与局限,文学史著作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文学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至今在国内很难找到一部完善的文学史学著作,文学史学的建构还在探索过程中。你还有什么问题?颜:如果说“文学是什么”决定了文学史书写的内容,那么“文学史是什么”决定了文学史书写的形式,可以说“文学史是什么”在文学史书写中具有本体论意义。“文学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可这种解释很容易被解构。据我所知,人们对这个看似容易的问题的解答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有学者就把文学史看作是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还有学者说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是“叙述”和“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也许是因为我阅读不够细致,没有注意到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朱:我的观点与他们有些不同。文学史书写的核心,从主体方面来说,就是书写者书写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书写者秉承的文学史观,书写者坚持什么样的的文学史观决定了文学史著作的基本精神面貌,比如阶级论文学史观呈现的是政治型文学史写作,“人的文学”史观呈现的是人本型文学史写作。从客体方面来说,就是书写者占有史料的多少;文学作品、报刊、杂志、作家回忆录、传略以及有关东西,都是书写者应该查阅的资料,书写者占有材料的多少影响对历史的书写,占有越多,了解越多,就越能方便梳理、整合文学史,就越能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出、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对文学史的认识都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书写必须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书写者与史料必须达成一种统一,往任何一个方面偏重的文学史书写都难以经受起历史的考验,比如过度偏向主体方面,认为文学史家具有无上的书写权力,想书写什么就书写什么,想怎么书写就怎么书写,这种主观化的文学史很容易遮蔽历史的真实面目。然而过度重视史料,把文学史书写当作史料的堆积,这种纯客观化的方法其实也不是文学史建构,罗列作家作品也不是文学史建构,资料汇编也不是文学史建构。因此,文学史书写包括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书写者对文学演变过程的发现即对文学史本体的认识,这种发现和认识不可避免地受到书写者自身的身份、人格、个性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它使文学史书写具有主观色彩;一是文学史料所呈现的文学发展过程和规律,这种不以书写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的东西并不是活生生的,也不是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而是物化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中,它决定了文学史书写必须以客观史实为基础和依据,任何文学史观的形成都应该由史料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从概念中生发出来的。文学史书写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单方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你还有什么问题?颜:我最近看过一篇文章《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其大意是说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叙事文本,文学史作者是叙述者,文学史书写具有虚构性。我觉得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不仅文学史书写具有虚构性,任何历史叙述都具有虚构性,它们都是叙述者的主观产物,这种观点体现了文学史本体论研究是“文学史学”的建构方向。我看到您在著作中也分析了文学史研究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质疑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机械客观论。您从主体思维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体现了文学史理论建构的一种方向。朱:我不同意你的这种观点。文学史具有虚构性这仅仅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不具有说服力,也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文学史也有虚构性,那么就成为小说了。文学史书写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真实性,而不是虚构性。我在1980年代初就形成了一种历史观,就是写文学史一定要真实,一定要用史实说话。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于文学史的真实性也产生过怀疑,是本质的真实还是人为的真实呢?后来我觉得,文学史的真实性应该包括本质的真实和主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就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主体的真实也就是所谓的主观真实,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矛盾的,它们的关系是复杂的,我有时就想,文学史书写的真实性应该是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矛盾统一。有一次,我看到列宁的一篇文章,发现了解历史不能只抓住片断,而要从历史事实的各种联系中,从历史的全貌中来把握历史。因为历史事实很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历史事实作出判断,但是仅对单个历史事实作判断很可能是片面的。这样,我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就得想办法尽可能多地查阅历史材料,从历史材料的各种联系中来把握历史。有了这种历史真实观,我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克服了不少片面性。文学史书写的两大要素是求真与求实,要靠事实说话,历史是什么样子,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要从史料中寻找出来的。实是真的基础,但实也不定是真的,实也有表面的、虚假的。如鲁迅是五四文学巨匠,这个观点必须要有实在的材料的佐证,如鲁迅的小说、散文诗,这样才能得出巨匠的真理性;解读《狂人日记》,从文本分析可以得出感性的真实,这种认识还是来自于真实的材料的分析。再看看蒋光慈的小说《田野的风》和《丽莎的哀怨》,哪一部小说更真实?我觉得《丽莎的哀怨》更真实,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作者的人道主义同情,更合乎人情味;而《田野的风》是不真实的,主人公李杰竟同意贫下中农放火烧李家老楼,背叛家庭,背叛母亲,把卧病的母亲和无辜的妹妹统统烧死,既不合乎人情,也不符合革命伦理,因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其原则也是人道主义。“还原历史情境”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这只是一个乌托邦,想法是可能的,但实践能做到吗?历史的原生态能还原吗?不可能的。纯客观的叙述可能吗?不可能。你能还原三十年前的事情吗?比如今天我们在这里对话,两天以后,你能还原今天的对话吗?他们这种“还原历史情境”的想法是对政治型文学史的一种反拨,虽然目的很好,但实践很难。你看看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文学史,你说说有哪部文学史还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纷纭复杂的历史本来面貌?比如杂志要发什么文章,信息收集不可能完备,追求原生态但永远都追求不到,只有在不断追求中书写历史。历史就是求真,各种历史的真,但却难以追求成功,报告文学追求真实性但也有想像的成分,不过想像必须合理。你还有什么问题?颜:在《文学史的衰落》中,韦勒克虽然承认文学具有历史的特征,但他又怀疑文学史能否解释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通过历史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审美判断来把握;他还认为文学史把作品降格为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作品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引起审美判断的价值整体。作为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勒克提倡作品分析,质疑文学史书写,甚至预言文学史书写必然走向衰落。中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重写文学史”运动,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史转向”,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仍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我有时想过,国内的文学史研究非但没有衰落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兴旺了;与此相反的是,当下的文学批评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这种现象令人费解。我们都知道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如果文学批评都不那么“靠谱”了,那么文学史研究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您认为文学史研究会衰落吗?朱:文学史研究的兴起自有它的理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但是现代文学史书写仍然还不稳定,还在探索过程中。现在有两个原因决定了文学史研究不会衰落,其一,我们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现代文学史早已成为本科必修科目,大学教育需要文学史教材,就需要研究和书写文学史。现在大学教育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又没有达成统一,各校使用的教材又大都不一样,很多高校都使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文学史教材,这种大学教育的需要决定了文学史研究总是方兴未艾。其二,文学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是不会停止的,即使评论者也应该有一个总括性的要求,就是一种内在追求,即不能孤立地评价作家作品,必须在文学史的联系中,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来看待、来评价作家作品。如鲁迅是五四文学巨匠这个观点,是把鲁迅的作品与古代文学以及鲁迅以后的文学进行比较而得出来的观点。因此对文学的评价,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中国文学史范围内进行比较,有比较就有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研究的参考,但不是唯一。文学史研究者也必须解读文学作品,但也不能完全抛弃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也不能跟风跑,跟着文学批评走,特别是在思想动荡期内。文学批评家切近当下,与当下的社会思想和审美趋向密切相关,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密切相关,文学批评家甚至还深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而文学史家则需要冷静、稳定、平常的心态,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一定高度上看待文学现象。批评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但文学史家却一定要是批评家,所以文学史家写出的评论要比批评家更厚重一些,更讲究学理一些。程光炜的“重返80年代”研究就不再是1980年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批评。你还有什么问题?颜:刚才谈到的关于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史转向”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199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把兴趣转向了文学史研究;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史研究转向“历史化”;以至于“历史化”俨然成为当下的热门思潮,“历史化”思潮也确实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重要收获。所谓“历史化”,简单地说,就是以社会学方法进行文学史研究;“历史化”理论与方法都与以往的“政治化”、“审美化”的文学史书写拉开了距离。相比较而言,“历史化”理论与方法同您的观点有不少区别。您是怎样看待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化”问题?朱:我对“历史化”理论与实践关注得很少。“历史化”大概就是把文学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进行社会化研究,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这不是新的方法,无论是对象的历史化,还是自我的历史化,都是一种客观化的历史主义,都是把研究对象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研究文学的社会属性、社会情怀、社会心理,这种方法对社会审美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忽略了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我一直认为创作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和艺术结晶,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艺术,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成就主要是为社会创造审美文化,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作家,哪有文学史?真正的工农兵文学在文学史也没有多少,赵树理虽然是个农民,但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具有创造性。文学史研究强调历史化,如果不考虑是哪些人创造的,就无法挖掘文学的价值,所以文学史要研究作家作品,要研究作家在社会环境中的创造性,人的文学本体就是作家本体,作家本体在社会环境有独立性和创造性,这是不可忽略的。我国现在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没有很好地研究作家,鲁迅、曹禺这些作家,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不是其它人成功地创作《狂人日记》,创作《雷雨》,文学史就应该要解答这个问题。《高玉宝》这样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吗?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品都是知识分子精英创造的,这些作品都凝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些东西是不可忽略的,也是难以历史化的。我一直反对纯粹客观化的、不作价值判断的文学史书写,它是骗人的。我的这种观点比较偏激,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不得不这样想。你还有什么问题?颜:朱老师,我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最后想请您谈谈对文学史研究的想法或者期待吧。朱:现代文学史是在不断地书写,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建构,没有一部能让大家都认可的文学史,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文学史。文学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发现,不断地被发掘,不断地被重新解读,文学史研究是感性实践,具有广大的探索空间。《红楼梦》永远也阐释不完,各种阐释都不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个性化、个人化的多种尝试,百家争鸣、各抒已见。文学史研究者要有博大的胸怀,要兼收并蓄,文学史研究没有绝对的真理,只能占有部分真理,不可能占有全部的真理,文学史研究者要反对霸权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者要不断发现,不断探索。颜:非常感谢朱老师,您的观点使我受益匪浅。

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时期的划分是自1917年开始,直至新中国建国前结束。其历史进程持续30余年。在对其随后60多年的学科历史研究中,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观念认知的偏差、评价机制对现代文学的制约,让现代文学与文学教学之间的关联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继而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教育长期处于滞后、僵化的环境。如若想对这种困窘尴尬的状态进行改变,教育工作者应该身体力行地以“多元史观”为教学基础,建构起开放性的教学视域,对教学理念进行更新,对教学内容进行真实客观的优化,对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创新,从而完成探究多元史观与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建构的教育工作。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以及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可以按照两种方式进行划分,一种是按照“时间概念”进行划分,即1917年至1949年期间创作出的文学作品统一归类于现代文学作品。另一种概念的划分方式是将“现代”这个名词作为一个文学属性对文学作品进行划分,用现代的文学语言,采用现代的文学形式,用文字抒发现代中国人的情绪、思想、心理以及情感的文学,即是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多有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政治性。其内容也通常以政治事件或民族事件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源,这种社会意识不仅对文学的审美意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得当时的社会性质削弱了文学的主体性,也让现代文学逐渐向革命附庸品方向靠近。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多次动荡。自然而然地,文学成为了动荡阶段重大事件的记录者之一,是当时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研究进程

现代文学中自带了一把对社会、民族、文化现象进行判断的“评判尺”,这种独特的文学性能必然会给传统保守的文学教学模式带来冲击,为现代文学教育的研究带来挑战。我国先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教育多是以“一元史观”的角度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正确建构。随着社会新兴文化与流行文化在青年人文化圈中的快速传播,在现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以及作家的经典作品面临着被年轻人日益冷落甚至被解构的命运。在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人们却逐渐忽视了那个时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研究进程已经属于停滞阶段,重新启动对其的研究,澄清当下对现代文学的种种误解,让现代文学的教学理念从“启蒙”走向“对话”是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研究进程的必走之路,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内部应该有勇气承担,并坚持自己的研究立场。

三、多元史观的概念以及意义

多元史观的概念

从实质上说,“多元史观”是“一元论”不同的表述形式之一,是一种哲学上的学说。其论述的历史观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由一些独立的因素组成,在这些因素当中,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任何一种因素都会对社会发展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多元史观的意义

当下现代文学教育现状严峻,多元史观自带的势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改变当下中国现代文学教育需要应对的困窘状态,帮助教学内容走向科学化以及规范化,使教学的过程实现从“启蒙”到“对话”的过渡。

四、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的原因

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的前提

在传统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对作品的分析总结多是历史叙述者基于历史进化论与决定论之上,对文学的历史言说寻找统一的、一致的评价口径。多元化的出现是对这种闭关状态的破除,只有让学生接触到丰富的、多元化的文学历史,让学生触摸到真实具体的文学生态景观,学生才能够获得参与历史言说的机会,使学生建立起范围广阔的、开放的学习视域。

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的原因

“多元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教育观点的存在让文学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在现代文学史中,许多被大众定义的观点其本身也具有它独有的叙事性。这就有足够的理由,采用多元史观对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构建进行重新的认识。

五、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的方法

将课堂教学变成一场审美体验

在以往的教学课堂上,师生二者都是主体。在运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构建过程中,教师要意识到,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上,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而是要让学生享受到一场关于现代文学的审美体验。这样可以激活学生对文学的审美热情,并以此打下基础,指向现代文学意义的生成。

尊重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

在这个教学方法上,必须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协助学生将主体性的作用发挥大最大化,继而凸显出现代文学阅读的意义。在课堂上,要让学生的思维空间得到高效的扩展,教师可以设定一些具有启发性质的文学问题,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保留学生进行思考的主体权利,以激发学生的思考欲望,提高学生对现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形成自主探究的好习惯。教师可以将文学问题的思维跨度进行适当的缩小,在学生可以承受的能力范围内和知识范围内,设计一些可以尽情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情境性问题,使学生的文学思维得以进行充分的建立。同时,在课堂上要保持民主的氛围,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奇思妙想”,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要循循善诱地将正确的现代文学知识与现代文学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如果直接对学生的主体性进行束缚,那么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就会被扼杀,就无法达到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构建的目的了。

“对话教学”模式

随着新课改的实行,师生间的双向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在文学阅读过程中,阅读体验是一种个体行为,但是阅读的结果是可以交流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紧跟新课改的步伐,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的方框中,而是要在课堂上建构一种对话式的教学模式。对话式的教学过程不仅可以实现多个个体之间的思维的转换与碰撞,也可以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多样性存在,从而突出体现出多元史观,构建出具有现代文学教学开放性视域的现代文学生态景观。

六、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的注意事项

对现代文学教学内容的调整

以多元史观为基础,适当地、合理地对现代文学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对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不仅包括对多元史观的具体化认识,也包括教师教学行为的价值指向。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向学生传达的历史观不能忽视文学史知识在历史中存在的客观性,换一种说法来说,即多元史观的运用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进程中真实性的可能,而是一个对文学历史认知的开放性进行升华的过程。

教师主体地位的良性改变

传统的教育多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这种教学模式限制住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不能主动地对文学知识进行思考,对现代文学历史进行客观的评价。在多元史观的现代文学教学中,教师依然是教学中的主体,但只是主体之一,在教学活动的进行中,教师必须要发挥自己应有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不能过度地限制学生的主体思想,也不能任由学生的主体思想进行恶性的发散。所以,教师自己要掌握好自己的主体地位,使得教师与学生都可以积极地融入现代文学教育的过程中,丰富学生现代文学的历史观,开拓学生的史实视界,提高学生对现代文学的欣赏审美能力。

七、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的作用

当前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使得现代文学的研究发展受到多方的挑战,尤其在教育领域当中。这就导致当代的学生缺乏对文学常识的了解,削弱了学生的历史文献意识。用多元史观进行现代文学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现代文学历史真实性的可能,同时,这也是一种认识现代文学历史开放性与历史价值评判多元性的重要途径。文学史中的多元化,是有助于学生接近现代文学史的原始状态的,并且利于开放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达到多向化。这种多元化交流的过程可以搭建起教师与学生之间,对现代文学进行沟通的桥梁,也可以体现出多元史观的超强的可塑性,为开放性教学视域的建构打下良好的夯实的基础。

八、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研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受到了很多挑战与阻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现代文学学术领域的研究中,也出现在现代文学的教学领域中。随着“多元史观”的出现与应用,使我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理念得到改善,现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态度也得到了改观。逐步实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从“启蒙”到“对话”教学模式的变革。综上所述,“多元史观”是当下最适合进行现代文学教育的方式方法,这种教育方式值得进行良性的推广与探究。

作者:陈慧春 单位: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阅读次数:人次

本文由betway必威安卓版下载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