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

作者: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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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措施,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在我国注重自我推介的同时,海外译者的翻译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一批汉学家及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将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毕飞宇、王安忆、麦家、刘慈欣等一大批当代作家的作品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术界也密切跟踪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进展与态势,从翻译策略、翻译实践、传播途径、传播效果等不同角度总结经验,指出误区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目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betway必威安卓版下载,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时,“对于中国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会从我们的书目中选中哪本’,而是‘我们有哪些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长期的沟通。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上更是如此”。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将到来”。而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这两句话都没错,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前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还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扩容”的角度上讲的。后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它一直在场,只是在域外的数量少了些。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观念”和“写作水准”上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两者统筹起来予以综合考虑,把量与质,把“走出去”与“中国学”,把观念与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本文作者:杨四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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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全面走向世界

近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历了从关心“走出去”到强调“走进去”的变化。“走进去”主要指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力,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体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推出的“中国图书世界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2018年,“中国当代文学图书的世界影响力远远超过历史类图书”。

除了考察国外图书馆的中国文学作品馆藏量,国外普通读者和专业受众的评价也是衡量中国文学是否被国外读者接受的重要指标。姚建彬主编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以亚马逊英文网站上读者的购书评论以及Goodreads的书评和推荐书单为案例,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了2015年以来国外普通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笔者从专业受众层面分析了中国文学“走进去”的方法路径:中国文学借助翻译“走出去”之后,“还要对翻译出去的作品进行研究、诠释,让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去’,成为他国文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同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也从偏重在英语世界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传播,转向强调面向全球的全方位传播。以往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其在英语世界和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重研究中国文学向日本、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西班牙语世界、阿拉伯语世界、荷兰、印度、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输出状况。

莫言、余华、苏童等当代作家在日本很受青睐。韩国兴起过“余华热”和“莫言热”。意大利的读者非常喜欢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余华的小说,其《活着》《第七天》荣获意大利文学大奖。

2013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印度外交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2015年,印度方面启动“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确定将包括《尘埃落定》《一句顶一万句》《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秦腔》等在内的当代作品纳入互译项目。

2013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6年相互翻译并出版对方国家不少于50部文学作品,或双方共出版不少于100部图书。2015年中俄又签署了《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补充议定书》,将互译出版对方国家的书目增至100部。

传播全新中国形象

在严肃文学海外传播态势看好的同时,类型文学的对外翻译也迅速崛起。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首先是从严肃文学开始的,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等当代作家的小说通过国内外译者的译介走进海外读者的视野。而近几年来,类型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名片。科幻、武侠、网络小说等译成外语后,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反响。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译介到海外后,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实现了亚洲作家“雨果奖”零的突破,将中国的科幻小说提高到世界文学的水平。

2018年2月,由英国译者郝玉青翻译成英语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册《英雄诞生》一出版就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出版首月就加印了七次,而且美国、德国、西班牙、芬兰、巴西、葡萄牙等国家也相继买下了该书版权。

2018年6月,周志浩的小说《死亡通知单》英文版在美国面世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书评栏目等,都在醒目位置给予报道。以谍战小说闻名的麦家更以其《解密》《暗算》在西方世界刮起“麦旋风”,掀起“解密热”。

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对于一国形象的塑造甚或重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国的文学在域外传播的同时,也在动态地建构、传递着该国的国家形象。人们可以从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对于该国的印象。随着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增多,海外学界逐渐将文学传播研究与国家形象塑造联系起来,探讨文学作品翻译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作用。2005年以来,国外各大学术出版社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翻译与国家形象塑造方面著作的出版。比如《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联结》《形象学:文化建构与民族性的文学呈现》等,均是在跨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翻译与塑造民族形象转变、呈现民族性格的关系。

国内学者也及时关注到这一新的趋向,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探讨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互动性——“既有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方译者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西方读者对翻译过去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而文学传播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又给既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调整,进而实现某种程度的更新重塑”。中国古典小说、唐诗、宋词、元曲在世界各国的翻译接受塑造了历史上强盛富庶的中国形象。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域外译介塑造了勇于担当、诗意浓郁的中国形象。而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更是绘就了多彩的中国形象,尤其是在传播过程中所塑造的“改革中国形象”“军人英雄形象”“时代农民形象”“知识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旧有认识,将一个现代的、发展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

关注动态翻译过程

出于对译文忠实与否的强调,以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主要侧重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看其是否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涵和韵味。近年来,翻译过程中译者和作者、出版商、编辑的互动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学界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也从专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静态对比,转向关注动态的翻译过程。而这一转向与国外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的建立有一定关系。

2015年,北美中国文学研究重镇俄克拉荷马大学建立了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收藏了葛浩文、顾彬、亚瑟·韦利等西方著名汉学家的翻译手稿,他们和作家的往来信函,以及他们与编辑、出版社的协商沟通材料。该档案馆馆长美国汉学家石江山认为,这些档案材料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超越“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的简单结论,进而探究翻译过程中的其他诸多制约因素,将翻译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此外,对翻译档案的研究还能让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接受不仅仅局限于汉学领域。了解文本转换的过程有助于消除中国文学在异域接受的障碍,让汉学家之外的人群对中国文学产生阅读和研究兴趣。

比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国内学者在肯定其突出贡献的同时也批评他“连改带译”。其实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是非常严谨的。从接受翻译任务到作品印刷出版,他一般会对译稿锤炼打磨七次。从他捐献给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可以得知,他在翻译杨绛的《干校六记》期间,与编辑、作者、出版商、学者以及读者有过几十封往来信函;他和林丽君在翻译毕飞宇的《推拿》时,前后向作者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来询问原文字句的确切含义、词句所承载的文化意蕴甚至行文的前后矛盾之处。

而对一些看似没有传达出原文神韵的翻译,我们也能从译者与作者的问答交流中获知其中的真相。比如毕飞宇的《推拿》中用“天花乱坠”来形容一个人的手,葛浩文请作家对此加以解释,毕飞宇的回复是:就像花瓣从天而降,是很美的意思。因此才有了“pretty hands”这样的翻译。

时至当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尽管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实绩,但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把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动向、新变化,并适时引导,进一步壮阔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走进去”的河流,是我们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应该密切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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