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出去,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

作者: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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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的。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其影响也日渐扩大。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要走的路程还很远,而且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文学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中外文学互动不足;外国主要语种的翻译分布不平衡,英文翻译明显偏少;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和传播的渠道不畅,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度不高;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翻译质量尚需提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人的认同。近年来,中国文学界也在不断地思考“如何走出去”的相关课题,并采取积极的姿态,设法助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学的译介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因此,与中国文学译介相关的议题被一再提起。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状况如何?译介中存在什么问题?遇到了何种障碍?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界在译介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探索之路,从早期对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经典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的研究,慢慢地把投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以法译为例,据统计,截止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法译本包括复译本在内约145部,其中有短篇小说集、诗歌选集、散文集等,但占绝大多数的是长篇小说,得到译介的作家包括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茅盾、丁玲、张爱玲、林语堂等人。这样的译介规模可以说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多见的,不过和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丰富性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译介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比较有限的。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方面,据杭零博士统计,1980年至2009年期间,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有三百部左右,其中包括复译本多种,体裁以小说为主,同时也涉及诗歌、戏剧、散文;从地域上看以大陆作家为主,也涉及港台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除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的研究之外,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有关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的总体研究、国别研究和作家研究开始逐渐列入各级的社科基金项目。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处李朝全统计,中国当代文学迄今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外国。对外译介的作品当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譬如,国家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杂志社等组织实施多年的“熊猫丛书”,陆续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当代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外国有一批翻译家、汉学家、评论家、学者等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作品。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荷、意、西等欧洲语种和日语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图书即在870种以上,作品被译介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当代作家在230位以上。”在过去一个时期,国内有关机构对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情况缺乏全面跟踪,应该说搜集的资料并不全,比如俄语译介中国文学的情况有疏忽。但李朝全的统计大致能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基本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一千多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本中,有不小的一部分属于复译本,有同一部作品在同一个语种中的复译,也有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语种的翻译。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哪些障碍?如果仅仅从数量上看,近千种的译作也许不算多,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其影响也日渐扩大。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要走的路程还很远,而且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文学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中外文学互动不足。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特别重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成中文。从数量上看,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出虽也呈增长趋势,尤其是最近几年,数量增长加快,但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数量相比,明显不平衡。就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根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译介的作品达千种之多,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译介作品数量的近四倍。在中国图书出版界,多年来为改变中外图书译入与译出的失衡问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1999年,中国图书的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比为15:1,到了2009年,这种失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比例为4:1。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外国出版结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该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至2009年底,共与46个国家、24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350项资助协议,涉及1910种图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资助项目中,文化类图书居多,文学类作品比例很少,文学类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的状况一时还难以扭转。二是外国主要语种的翻译分布不平衡。据李朝全所搜集到的870余种译作中,语种分布比较详细的情况如下:日文262种,法文244种,英文166种,德文56种,荷兰文30种,罗马尼亚文13种,瑞典文和意大利文各12种,西班牙文、丹麦文、韩文各11种,波兰文和匈牙利文各9种,葡萄牙文和捷克文各4种,俄文、挪威文和阿尔巴尼亚文各3种,克罗地亚文、斯拉夫文和马来文各2种,斯洛文尼亚文、土耳其文、乌克兰文和世界语各1种。以上统计并不完全,如据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副教授、汉学家罗季奥诺夫介绍,1992-2009年间中国新时期小说散文在俄罗斯出版的单行本共20部。从语种分布看,中国当代文学有25种语言的翻译,应该说分布还是比较广的。但各语种之间明显不平衡,英文翻译明显偏少。译介品种前三位的语种为日文、法文和英文。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占首位,这主要得益于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而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法国的文化关系比较紧密,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主张文化多样性,积极推动法兰西文学作品的外译,也鼓励外国文学作品在法国的翻译与出版。英语译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之少,值得我们深思。英语世界范围广,人数多,而且有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在当今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可数十年来,译成英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却只有166种。即使在近年,中国文学在美国受忽视的状况也没有得到大的改善。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重视翻译,不重视外域的文化,影响了普通民众对翻译作品的接受。此外,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重扩张轻接受,也是美国很少输入外国图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和传播的渠道不畅,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度不高。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译介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被翻译过去的图书的发行量及其产生的影响,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少有参与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推广。在不久前举行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许多汉学家都谈到了这一问题。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小说欲在英语出版中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文学翻译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角落。当商业出版社最终出版翻译作品时,相对于英语原版以及其它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来说,出版商用在监控文体质量的编辑力量是少之又少。”除了主流出版机构参与度不高之外,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市场的流通渠道也不畅。如在美国,中国文学的译本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能找到,但是在美国图书市场上,也就是说主流的连锁书店,基本上不会出现。在美国,相当大部分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也是这个情况,在商业市场是没有销路的。至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如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主流的书店出售,但是它们与其他的所有的小说都放在一起,读者不知道要找莫言的作品,也不一定能注意到,因为经常没有东亚或中国文学的专柜。我们应该承认,在目前阶段,中国图书的对外推广,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市场因素考虑不多。就我们所了解,国外有一些小的出版机构,确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感兴趣,但由于资金有限,很难有大的或系统的翻译出版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的出版资助,在发行渠道方面也很少开拓,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有资助就出版,出版了也少有市场,无法真正达到文学作品译介对中外文化交流应该起到的促进作用。就长远的发展和影响而言,市场因素是我国对外译介所必须考虑的。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翻译质量尚需提高。从总体上来看,随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中国文学受到了外国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但就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就中国文学而言,要想在国际文坛真正有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力,必须要有好的作品展现给世界。俄罗斯翻译家罗季奥诺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要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必须注重两个因素,“即历史性和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学在俄罗斯成功传播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那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当代中国文学对俄罗斯读者难以有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它们要想在俄罗斯受欢迎,就必须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的文学传统。”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以下问题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一是国外主流社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中,作品的非文学价值因素要大于其文学价值,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目前很难产生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损害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形象。二是翻译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就我们了解,目前在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中,转译比较普遍,对原著的精神与意蕴的忠实传达难以保证。三是在欧美一些国家,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以适应读者为由,为商业利益所驱使,对原著不够尊重,删节和删改的现象较为严重,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若干建议那么,中国文学如何才能走向世界?我们认为,一是我们的文学界、翻译界和翻译研究界需要关注与文学交流和翻译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关注翻译活动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应该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内,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性的大语境时,翻译活动在其中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采取何种策略?二是向世界展示文学的中国,需要重视海外汉语的教育和发展。鉴于此,建议国内有关文学和图书推广机构与我国在国外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加强合作,将汉语的教育与文学及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同时,我国驻外的外交机构也要重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工作。三是文学走向世界,推广固然重要,但应加强对传播途径和方式的研究。学者夏仲翼认为:“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例如经纪人、代理机构与出版系统之类。”四是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建立作家与译者、经纪人或出版家之间稳定的关系,进行深入的交流,对翻译图书的选题、翻译策略和推广方式等各个环节加强沟通与研究。在目前阶段,要特别重视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介绍给国外读者的问题。五是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与文学研究和评论是分不开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国外著名大学的汉学系组织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展开作家与评论家面对面的交流,深化对作品的认识与批评。对于国外汉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应该特别重视。对一些批评意见,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六是将文学翻译与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方面紧密相连,而不仅仅看作是一项孤立的活动。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各类活动,特别是文学与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作家与读者的接触,促进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七是发挥外国翻译家的作用。我国的图书对外出版部门和作家,要注意与翻译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在关注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翻译水平的同时,也要重视他们在翻译中遇到的各个层面的困难,积极帮助解决。建议学习法国政府为推广法国文学与文化的做法,在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或业务机构设立奖译金,帮助优秀的翻译家专心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不定期地组织不同语种翻译家之间的交流,交流翻译经验,相互学习与借鉴。八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仅仅是文本的翻译与出版的问题,还要关注新技术对于文学传播所起的特别作用,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如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程中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小说在域外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betway必威安卓版下载,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时,“对于中国的出版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他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西方出版社会从我们的书目中选中哪本’,而是‘我们有哪些他们需要的产品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任何一次成功的合作都需要长期的沟通。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上更是如此”。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作家关愚谦说:“一个国家只要国强民富,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目前,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我完全有信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潮必将到来”。而法国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说,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了。这两句话都没错,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前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与影响还很有限,需要加大力度。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扩容”的角度上讲的。后者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它一直在场,只是在域外的数量少了些。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观念”和“写作水准”上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两者统筹起来予以综合考虑,把量与质,把“走出去”与“中国学”,把观念与事实结合起来考虑。(本文作者:杨四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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